李仪祉

　　

人物简介

　　李仪祉，着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，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。他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，防洪、航运、灌溉和水电兼顾，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，把我国治理黄河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——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多所院校，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水利建设人才，并亲自主 持建设陕西泾、渭、洛、梅四大惠渠，树立起我国现代灌溉工程样板，对我国水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，陕西人民受益尤大。

     李仪祉，原名协，字宜之。父亲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李桐轩，关中名儒，同盟会会员，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、省修史局总纂、西安易俗社首任社长、剧作家。伯父李仲特，数学家，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、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。

　　李仪祉的青年时代，满清政府昏庸腐朽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，中国人民饱经忧患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。他自幼受到父辈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，学习接受近代科学知识，以及两次留学德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，奠定了他忧国忧民、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。

　　李议祉８岁就读，１７岁时（１８９８年）考中同州府第一名秀才，深受陕西提学使叶伯皋的赏识，次年被推荐人泾阳崇实书院读书，学习了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等着作，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，曾写下《权论》、《神道设教辟》、《新闺怨》、《女子不缠足歌》等反封建的作品。１９００年人三原宏道学堂求学，与于右任结为学友，志同道合，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。１９０６年李仪祉和其兄李约祉同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读书，由井勿幕介绍同入同盟会。父亲和伯父又是同盟会陕西分会重要成员，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。因此当时有“一家人四口，革命人两双”的赞誉。

　　李仪祉青年时期积极参与反清反帝运动。１９０３年与其兄李约祉帮助于右任逃脱陕西巡抚允升的搜捕。１９０５年上书清廷御史王步瀛，痛斥他奏请清廷镇压天津、上海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革命行动，反对美国，要求废除中美关于旅美华侨不平等条约。１９０８年他上书控告蒲城县知县李体仁残酷镇压学生的罪行，迫使清政府将李体仁革职。

   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，身在德国学习的李仪祉心急如焚，毅然辍学，辞去柏林东方学院讲授中文的邀请，买了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，只身回国，投笔从戎，参加辛亥革命，到起义军占领的上海江南制造局习射步枪。后因南北议和，民国成立，李转而致力于水利教育和水利工程技术，为发展我国近代水利事业奋斗终生。

　　

中国水利高等学府的创始人

　　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先后参加创办三秦公学、河海工程专门学校(现河海大学)、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（后改为西北大学工科）、陕西水利专修班（后改为西北农学院水利系，现在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），担任教授、教务长、校长、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。他还曾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第四中山大学、交通大学执教，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和志士仁人，为我国水利工程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　　１９０３年于右任出任陕南商州中学堂堂长，李仪祉被聘为数学教习，成为他从事教育的发端。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，于右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，请他出任津浦铁路局局长，他不就任。次年回陕，在西安与友人创办私立三秦公学，广聘社会名流和学者任教，设数、理、农各门主课及英、德、日外文课，学习西方科技。招收学生２００余名，培养出魏野畴（中共陕西军委书记）、刘天章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）、杨钟健（地质学家、古生物学家）等革命家和科学家，对政界、思想界、教育界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

　　１９１５年再次留德回国，因陕西政局不稳，财政困难，无法兴修水利，便应清末状元、实业家、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（字季直）的聘请，参与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府——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(现河海大学)，由留学回国有志于我国电力事业的许肇南任校长，李仪祉任教务长。办学初期教材十分困难，许肇南主张直接使用外国教材，用外语教学。他则主张编写中国教材，为此，他夜以继日，编写了《水工学》（即水工建筑学）、《水力学》、《水工试验》、《潮汐论》等教科书。把各地水利工程做成模型，进行直观教学。亲自带领学生在海河流域考察，联系实际，示范引导。李仪祉在河海工专执教７年，培养了２００多名我国现代水利事业骨干科技专家，其中包括宋希尚、沙玉清、汪胡桢等。

　　１９２２年李仪祉离南京回陕，任省水利局局长。１９２３年兼任教育厅厅长。亲自筹建陕西水利道路传习所，后改为陕西水利道路工程学校。由于当时人们对水利和交通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开始招生时仅有七八人报名。李仪祉“不以投考者寥寥而懈其志，常围坐庭院，讲述泾渠计划，农事改良，及吾国农田水利之切要”（《悼仪师》）。１９２４年学校改隶国立西北大学工科，李仪祉兼任西北大学校长，扩充设备，延聘人才，卓有建树。由于引径工程和西北大学教育经费困难，他经常奔波于京津沪宁等地，筹措钱款。尽管公务繁忙，他还受聘在北京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南京河海工专、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担任教授，为培养人才，不遗余力。

　　１９３２年，为适应关中水利建设需要，借用省立西安高中部分校舍，创办了陕西水利专修班，他亲自授课。１９３５年，在于右任、邵力子、辛树帜的支持下，将水利专修班迁往武功，改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，他常往返于西安武功之间，亲自登台讲课，不久水利组发展为水利系。５０余年来西北农专已发展成为西北农业大学，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水利人才。

　　李仪祉治学严谨，作风深入，其治学宗旨和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一、治水兴农，济民利物。他认为：“水利实为利农要图。西北地势高亢，旱灾时见，不有水利，农事何赖？本水利组以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之高级人才为宗旨”（《西北农校水利组规划》）。又说：“学工程的青年，于求学时代，便应存一济民利物的志愿，日展其所学，便时时想到如何始可供一般人民受到我的益处”（《工程上的社会问题》）。

　　二、借鉴中外，重视实践。李仪祉虽然留学德国，攻习水利，但不生搬硬套。对外国的经验、中国古代治水经验，他去伪存真，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，结合中国实际，亲自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和专着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参加考察和施工，使学生由“通、广、博”向“专、深、约”发展。

　　三、育才重德，爱国为民。他教育学生以爱国主义为宗旨，提出“要作大事，不要作大官，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，不要争虚名”，“思想要高超，胸怀要廓大，要有坚韧不拔之精神”，号召同学们“将来学成到民间，改良农作物，指导农民复兴农业，挽救我们岌岌可危的国家，这么大的责任都要放在诸位的肩膀上，是多么大的使命！”（《忆李先生训词》）

四、名师高徒，从严治学。李仪祉深知教师水平的高低，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。他在河海工专时，聘请茅以升担任教授，请竺可桢讲学。陕西水利专修班，师资力量雄厚，１６名教员中，除李仪祉外，有教授７名，副教授１名，讲师两名，助教和助理５名。７名教授都是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，并赴德、美、法留学取得学位的学者。教学计划十分严密，西北农专水利组每门课程都有《学程一览》，基础课与专业课兼顾，３年共设４７门课。他要求教师不单纯只是知识传授，还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、判断力、操作设计技能。并努力改善办学条件，扩充设备，进口测量仪器，购置图书，开展实验，提高学生素质。

　　

陕西近代水利的奠基人

　　李仪祉自幼生长在渭北高原，他的终生夙愿就是效法郑国、白公，振兴关中水利。约在公元前２３６年，秦国在关中建成了引泾灌溉工程——郑国渠，与四川都江堰、广西灵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。郑国渠从泾阳县泾河峡谷出口张家山引水，渠长１５０公里，灌地４万余顷（合今２８００万亩），亩收１钟（合今１２２．５公斤），“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卒并诸侯。”（司马迁《史记·河渠书》）“汉武帝太始二年（公元前９５年），赵忠大夫白公，奏穿渠引泾水。首起阳谷，尾入栎阳，注渭，中袤二百里，灌田四千五百余顷。”（《汉书·沟洫志》）郑白二渠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，起到了“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；衣食京师，亿万之口”（《白渠谣》）的作用。

　　１９２２年李仪祉离开南京，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，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，真正开始了他兴修水利的生涯。他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，取得陕西陆军测量局的支持，组织引泾灌溉工程勘测设计，到１９２４年完成两种设计方案。但因省长齐振华作梗，经费没有着落，直到１９２７年仍无法开工。他在给当局呈文中写道“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，减轻人民痛苦之道，曾无一注意及之者，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，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……协生于此国，长于此乡，救危定难，自愧无方，爱国悯人，亦何能后。”痛斥当局，愤然辞职，拂袖东去。

　　１９２７年，李仪祉离陕任上海港务局工程师、局长，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。又去四川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，设计了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工程，为当时公路设计之杰作。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，李仪祉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、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、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、浙江省建设厅顾问。在此期间他筹划了白河水利，倡办了华北灌溉讲学班，设置了黄河水文站，亲自勘察了运河和淮河，拟定了导淮计划，设计了杭州湾新式海塘，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工实验室。

　　１９２９年关中大旱，饿殍载道，人相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老弱转乎沟壑，兴修水利的呼声越来越高。１９３０年，杨虎城督陕，任省主席，召回李仪祉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，才使他的引泾计划得以实施。由陕西省政府筹款４０万元，华洋义赈会筹款４０万元，美国檀香山华侨募捐１５万元，朱子桥先生捐助水泥两万袋，各方共筹集百万余元。于１９３０年开工，至１９３２年６月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，可灌地５０万亩。１９３５年第二期工程完工，扩灌至６５万亩。泾惠渠的建成受益，成为中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，在我国水利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。

　　泾惠渠竣工后，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，任省水利局局长，集中精力继续实施他兴建“关中八惠”（泾、渭、洛、梅、黑、涝、沣、泔）的宏伟规划。１９３２年泾惠渠一期工程完成后，李仪祉就派人勘测设计洛惠渠工程，他给杨虎城写信说：“泾惠渠由公手而成，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？”杨欣然同意，两人同到大荔县铁镰山视察，杨批准成立了引洛工程局。计划由洛河头筑坝引水，穿越铁镰山，灌溉大荔、朝邑县农田５０万亩，预算投资１２１万元。１９３３年，邵力子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，支持引洛工程，当年开工，到１９３６年渠道基本开通，唯铁镰山五号隧洞受阻，工程艰巨，１９４７年勉强通水，１９５０年灌地１０万亩，后扩灌到７０万亩。

１９３３年，李仪祉命人勘测渭惠渠，１９３４年完成设计，决定从眉县魏家堡筑坝引水，灌溉武功、兴平、咸阳等县６０万亩农田。１９３５年春开工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渠成通水，初灌３０万亩。１９３６年眉县梅惠渠开工，１９３８年６月竣工通水，灌地３０万亩。１９３７年陕北米脂织女渠也相继开工。此外，李仪祉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，筹划了陕南汉惠渠、褒惠渠和陕北的定（无定河）惠渠。至１９３８年李逝世，泾渭洛梅四渠已初具规模，灌地１８０万亩，初步实现了“郑白宏愿”。

　　

近代科学治理黄河的开拓者

　　李仪祉终生以治水为志，求郑白之愿，效大禹之业，凿泾引渭，治黄导淮，整治运河长江凡数十年，足迹遍布祖国江河湖海，卓有贡献，尤对黄河治理，精心钻研，独有建树。

　　１９３３年，李仪祉奉命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，并出任第一任委员长。８月，黄河决口泛滥，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会，李积极组织防洪抢险，救济灾民。１９３４年，他长途跋涉，到黄河上游考察。同年，黄河在贯台决口，他组织抢险。１９３５年，黄河又在重庆决口，他奉命加修金堤。这两年他还巡查黄河、沁河、不牢河、微山湖、运河，研究验收贯台堵口工程，督筑金堤，并回陕视察指导水利工程，疲惫不堪。在黄委会工作期间，孔祥熙同族孔祥榕任副委员长，主持堵口之事，乘机搜刮民财，凡大事裁决取于占卜，迷信“金龙四大王”。李气愤地说：“以孔理财，以孔治水，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”。因此，辞职回陕。

　　李仪祉生于黄土高原，奔波于黄河上下，对我国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，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，提出了科学的治河方略，写成了４０多篇文章。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同志所说：“李仪祉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”（《李仪祉传》序言）。李仪祉治理黄河的观点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一、泥沙未减，本病未除。李纵观古今，博览中外，总结我国治黄的经验教训：“溯之史乘，以治河着称者，得三人：汉之王景、明之潘季驯、清之靳辅而已……王、潘、靳诸氏之治河，虽着殊绩，而于河之洪流，未能节制，含沙未能减少。犹之病者，标病虽去，本病未除，固难期以后不再为患。”（《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》）“治理意见，自古至今，主张不一。总其扼要，不外疏、导、防、束，大都皆以囿见，不能顾及全局，此所以河患不已也。河患症结所在之大病，是在于沙。沙患不除，则河恐终无治理之日……黄河地层，黄土为壤，最易于冲走。土随水行，河无保障……所以欲图根本治黄，必须由治沙起。如能将沙治除，则患自可消灭矣”（《治黄意见》）。“故去河之患，在防洪，更须防沙”（《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》）。击中黄河为患之要害，指出土壤侵蚀，土随水去，形成泥沙是黄河的症结所在。

　　二、中上游不治，下游难安。黄河流域面积７５万平方公里，从内蒙古托克托以上为上游，托克托至河南桃花峪为中游，桃花峪以下为下游。中游三门峡以上所输沙量为１６亿吨（其中１２亿吨入海，４亿吨沉积下游河床），是造成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。李认为：“历代治河皆注重下游，而中上游无人过问者。实则洪水之源，源于中上游；泥沙之源，源于中上游”（《请测量黄河全河案》）。“诚以导治黄河，在下游无良策。数十年来，但注重下游而漠视上游，毫无结果。故惩前毖后，望吾会是后研究黄河知所取择也”（《导治黄河宜重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》）。他认为黄河挟带泥沙，泥患尚轻，沙患为重，泥沙本应随河流人海，因为沙重沉于河床不能泄运，酿成河南境内多沙，河北次之，而山东境内沙少而泥多。河南河北两省黄河南北河堤距离宽广，而洪水所占无几，大多为泥沙所淤塞。所以治黄不在中上游减沙，免除祸患，只在下游修堤，防不胜防。他说：“现在的河防情形，实在是不能满意。不能满意的事实如下：（一）每年河防费三省要担任到近百万元……（二）河防虽然花了许多钱，而差不多每隔一年或二年仍免不了出险一次或多次，摧毁的人民财产辄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。（三）河床历年加高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有改道之虞，其祸害更不可胜言。（四）历来河防，专重下游。上游、中游的河害，如绥远，如秦晋亦自不少，无人顾及。由此看来，我们专对于河防，亦必要改弦更张”（《黄河治本的探讨》）。

　　三、兴建水库，蓄洪减沙。李认为，在黄河中上游开展防止土壤侵蚀，减少冲刷的同时，要在黄河支流和干流上兴建水库，可以“最经济、最有效，兼能减轻下游之河患与上游之河患。其工程以施于陕西、山西及河南各支流为宜。黄河之洪水，以来自渭、泾、洛、汾、雒、沁诸流为多，各作一蓄洪水库。山、陕之间，溪流并注，猛急异常，亦可择其大者，如山川河、无定河、清涧河、延水河亦可作一蓄洪水库。如是则下游洪水必大减，而施治易为力，非独弥患，利且无穷。或议在壶口及孟津各作一蓄水库代之，则工费皆省，事较易行，亦可作一比较设计，择善而从”（《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》）。这样可以分散黄河洪水，减下游之患，在上中游拦蓄１３５００立米／秒（其中渭河拦蓄４０００立米／秒、泾河６０００立米／秒、洛河２０００立米／秒、汾河１０００立米／秒），加上沁河、南洛河的拦蓄，可把黄河下游２００００立米／秒的洪水减少到６５００立米／秒，黄河水患可以基本免除。他还提出汛前将水库放空，汛期将相当水量从底洞泄出，可冲刷库内泥沙，减少水库淤积。

四、综合开发，利用黄河。李以卓越的才能，高瞻远瞩，在《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》论文中，展示了他科学治黄的治河方略和规划，其内容主要有：黄河下游河防整理计划、黄河入海口整理计划、黄河干支流水库建设计划、黄河防沙（即上中游水土保持）计划、黄河流域造林计划、黄河干支流水利计划。提出了每个规划的方向方法和实施的内容。对于黄河干支流水利计划，李仪祉亲自在中上游各省考察，把除害与兴利结合起来，综合开发水土草木电力资源，繁荣经济，为民造福。提出“（一）灌溉，（二）放淤，（三）垦荒，（四）航运，（五）水电”五大水利综合开发计划。

　　

我国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

　　李仪祉在他的着作中虽然没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名词的出现，而用“土壤侵蚀”、“土随水去”，“防止冲刷、平缓径流”相通其意。以根治泥沙为治黄之本，提出了精辟的水土保持观点、措施和方法。主要有四点：一是他认识了土壤侵蚀的三种主要方式，即风力、水力、重力侵蚀，因害设防；二是从土地利用上，提出治理坡耕地、培植森林、广种苜蓿、改良盐碱荒沟荒滩；三是在治理方式上，层层设防，从坡、沟、川、滩分层治理；四是在泥沙利用上，提出了保（就地蓄水保土）、拦（坎库拦淤）、排（排洪排沙）、淤（引洪淤灌）。奠定了我国水土保持理论基础，成为我国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。

　　一、平治阶田，推行沟洫。李对坡耕地治理，主张推行两制一阶田制和沟洫制，正本清源，平整土地，就地蓄水。他说：“泥沙之来源，一由于田地之剥蚀，二由于河岸之崩塌……田地剥蚀之防止，其事则在农人。耕获而耕耨之，土地为大雨洗去，足以盖其剥蚀也”（《西北畜牧意见书》）。“黄土耕地所受雨水责成各地主治好土地，不许有一滴水流出……我所说的沟洫，不是要恢复古代井田的制度，而是要看地形开沟，容纳坡水、谷水、雨水一齐蓄在地下，使不受蒸发消耗，不顺着河道消失，而都为生长植物所利用，这才算达到了目的”（《西北各省初励行沟洫之制》）。

　　二、修筑横堰，控制沟壑。李认为黄土高原应仿效日本、美国之防沙工事，修筑谷坊、横堰（即今之淤地坝），挽救沟壑土地。“制止沟壑之扩大。查陕西黄土山岭，大多冲成沟壑……废有用之地，阻交通之路，为害殊多。欲制止之，当于沟壑之口，无论其为支为干，皆须督令人民择适当地点，以土修筑横堰，则降雨时水势平坦，泥沙即填其后。及填平一段，则复于上后退若干步，继筑横堰，如此继续为之，堰址日高，壑底日平。其益有四：（一）可耕种之地因以增多；（二）横堰可当作桥梁横跨，沟壑交通困难可除；（三）水及泥沙既有节制，河患可减；（四）雨水得积蓄，燥地即可资润泽以便造林”（《请恢复郑白渠……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》）。

　　三、固堤治滩，防止塌岸。对于洪水造成的崩岸侵蚀，李主张治本与治标结合，积极固堤治滩。他在《导渭之真谛》一文中说：“何以言有益农田也？先之言导渭者，多注意灌溉事业……惟渭河不加治理，则种种灌溉不能达目的。盖凿渠不免于淤填，洪涨不免于冲毁，故古时引渭之迹，概皆无存……自三河（黄、渭、洛）口以上至宝鸡，约八百里间，概在二公里至三公里，洪水汜滥，或过此数，而河岸崩毁，河槽迁徙，丧失良田尤多。若泾、渭之谷，节制洪流，复整理河床，狭其槽，固其岸，更施以堤防，使河水流，限于一槽，河身之宽，不逾五百公尺，则两岸良田，受其保障免除汜滥冲毁者，约有三百万亩。“科学地论述了水利与水保、用水与治沙、除害与兴利、局部与整体的关系。此外，他还对韩城至潼关的黄河滩地、黄河下游滩地、黄河出海口滩地整治皆有专论。

　　四、培植森林，防治河患。李仪祉认为森林有涵养水源、防治洪水之功能。他分析了黄河水沙情况，“就中卫以上而言，则黄河之水本不甚浊，森林之有益于河”（《黄河上游视察报告》），“中国洪水由于沿岸之山原无森林也。欲根本去水患，必自培植森林始……森林为治水惟一要道，森林植则水患从此息矣……吾国内地山谷之间，不适于农田旷地甚多，不植森林焉用之？故为国家生计计，非大植森林不可”（《森与水功之关系》）。

　　五、广种苜蓿，肥田养畜。他在《巩固西北之策》中强调垦殖及畜牧，他说：“窃以西北广漠，宜牧者多，宜农者少。宜农而牧，则失地利，宜牧而农，则失人和。盖蒙人生活以牧为宜，夺牧而农，蒙人不愿。而皮毛乳酪及牛羊肉食，实亦全国人民所必须。”他在《西北水利问题》一文中说：“西北重要问题除水利之外，尤在于治地。凡农作之地必治使之平，适于蓄水及耕作。坡陡之地不能耕作者，则宁禁止农耕而使其用于畜牧及森林。”主张合理利用土地，实行农林牧综合开发，各得其所。尤为倡导种植苜蓿，肥田养畜，改良土壤，放蜂产蜜效益可观，李在《救济陕西旱荒议》呈案中专有论述。

　　六、拦水漫田，膏沃压卤。他主张用洪用沙，淤灌良田，改良土壤。其一是引洪漫地，肥润农田；其二是浑水灌溉，膏沃良田；其三是下游放淤，造田压碱。皆有专章论述和受益方法。李仪祉十分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反对急功近利，顾此失彼，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，如在《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》论文中，批判片面围湖造田，只顾眼前利益的作法。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。综观李仪祉治水治黄观点和措施，论断英明，科学求实，至今不失工作指南。

　　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发生芦沟桥事变。李仪祉抱病积极投入抗日运动，加入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，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，宣传抗日，组织募捐。同时组织渭惠渠、织女渠的施工，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，支援抗日，表现了他中华儿女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赤子之心。终因积劳成疾，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病逝于西安市，终年５７岁。

　　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水利事业。他不仅精通水利工程技术，而且博学多才，对天文、地理、文史、宗教都有研究，着述丰厚，多达２００余册（篇），尤长诗歌、戏剧，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。他德高望重，功垂千秋，深受人民敬仰。１９３８年逝世后，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达万人之多，当灵柩运到泾阳陵园时，当地群众有五千人挥泪送葬。国民政府发了特令褒扬，称他“德器深纯，精研水利，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，成材甚众。近来开渠、浚河、导运等工事，尤瘁心力，绩效懋着。”《大公报》发表短评，称：“李先生不但是水利专家，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，一生勤学治事，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，有公无私，有人无我。”于右任为陵园作挽联称：“殊功早入河渠志，遗宅仍规水竹居”。表达了社会对这位水利大师一代贤哲的缅怀之情。

建国以后我国水利和治黄事业举世瞩目，实现了李仪祉生前遗愿。并且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《李仪祉水利论着选集》，陕西省扩建了仪祉农校、陕西机械学院树立了李仪祉像、径惠管理局扩建了李仪祉陵园，陕西省水利水土保持厅与陕西电视台，联合拍摄播放了反映李仪祉生平的八集电视连续剧《江河赤子》等。又经陕西省政府批准，在１９９２年隆重举行李仪祉诞生１１０周年和泾惠渠通水６０周年大型纪念活动，学习发扬李仪祉爱国忧民鞠躬尽瘁的可贵精神，振兴水利事业。

　　

简历

　　１８８２年２月２０日 生于陕西省蒲城县。

　　１８９８年 考取同州府第一名秀才。

　　１９０９年 毕业于京师大学堂，获举人衔。

　　１９１５年 毕业于德国丹泽工业大学，获“特许工程师”荣誉称号。

　　１９１５—１９２２年 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、教授。

　　１９２２—１９２７年 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，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。

　　１９２７年 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。

　　１９２８年 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，兼任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。

　　１９２９年 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，浙江省建设厅顾问。

　　１９３０年 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，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，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。

　　１９３２—１９３６年 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，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，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。

　　１９３７年 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，中美工程师协会董事，清华大学名誉教授。

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 逝世于西安。

　　

主要论着

　　１ 李仪祉．永定河改道之商榷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２８（１）．

　　２ 李仪祉．黄河根本治法商榷．华北水利月利，１９２３（２）．

　　３ 李仪祉．森林与水工之关系．扬子江水道月刊，１９２９（４）．

　　４ 李仪祉．华北之水道交通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０（３）．

　　５ 李仪祉．泾惠渠管理意见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０（９）．

　　６ 李仪祉．陕西水利工程之急要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０（１２）．

　　７ 李仪祉．沟洫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１（５）．

　　８ 李仪祉．陕西泾惠渠工程报告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２（７）．

　　９ 李仪祉．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．陕西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３（１）．

　　１０ 李仪祉．关于变迁河床河流治导之模型试验．陕西水利季报，１９３３（７）．

　　１１ 李仪祉．导渭之真谛．黄河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４（２）．

　　１２ 李仪祉．治黄意见．陕西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４（３）．

　　１３ 李仪祉．治理黄河工作纲要．陕西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４（７）．

　　１４ 李仪祉．黄河治本的探讨．黄河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４（７）．

　　１５ 李仪祉．蓄水．黄河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４（８）．

　　１６ 李仪祉．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．华北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５（６）．

　　１７ 李仪祉．巩固堤防策．黄河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５（６）．

　　１８ 李仪祉．论德国堵塞决口法．黄河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５（６）．

　　１９ 李仪祉．固定黄河河床水位应以何水位为标准．黄河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５（８）．

　　２０ 李仪祉．纵论河患．陕西水利月刊，１９３５（９）．

　　２１ 李仪祉．整治洞庭湖之意见．陕西水利季报，１９３６（１）．

　　２２ 李仪祉．水功学．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３８．

　　２３ 李仪祉．论引泾．李仪祉先生遗着（第四册）．西安：陕西省水利局，１９３８．

　　２４ 李仪祉．再论引泾．李仪祉先生遗着（第四册）．西安：陕西省水利局，１９３８．

　　２５ 李仪祉．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．李仪祉先生遗着（第六册）．西安：陕西省水利局，１９３８．

　　２６ 李仪祉．淮河流域之水道交通．李仪祉先生遗着（第七册）．西安：陕西省水利局，１９３８．

　　２７ 李仪祉．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．陕西水利季报，１９４０（１）．

２８ 李仪祉．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．陕西水利月刊，１９４０（３）． 

　　摘自《百度百科》